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4年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8%，人均工资收入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法测算，201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国经济的这种持续高增长的现象也被认为是“中国奇迹”。但是近几年，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价格不断攀升以及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特别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不断缩小，加之国外需求不振导致我国出口疲软，国内产能过剩及投资回报率下降造成投资增速大幅下滑，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如何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是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这就需要了解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这种增长方式是否可持续等问题。对经济增长来源的研究有很多，经济增长不仅是短期问题，更是长期问题，因此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进行分析。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是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不仅可以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从而判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且能够为政府实施增加需求导向的政策还是实施调整经济结构导向的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依据。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时间范围选定为2000-201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统计年鉴。本文的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投入L和资本投入K，其中利用就业人员数来衡量劳动力投入，而资本投入则是根据永续盘存方法计算得出，投资是用固定资本形成额除以定基投资价格指数求得，投资价格指数为各省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旧率为10.96%，初始资本存量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除以折旧率和基期附近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本文的产出Y为以不变价衡量的各省GDP，选取各省的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折算指数。本文均以2000年为基期对数据进行调整。根据SFA模型的估计结果对我国各省份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将这四项之和作为各省TFP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在此基础上，将各省的测算结果进行加总平均，从而得到2001-2013年我国TFP增长率的变动及分解情况，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TFP增长率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依然较低，TFP的增长更多的是依赖于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增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增长。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趋缓，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上升，环境问题对生产的制约问题日趋凸显，原先的成本优势正在消失，传统的增长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是我国即将进入“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如何突破原有的增长方式，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实现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确保我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显得格外关键。转方式、调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转变生产方式是要由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向集约型的生产方式发展，调结构表现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二者均遵循“库兹涅茨式”的发展，即资源由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目前，我国的制造业相对集中于价值链的低端，产生的附加值也较低，随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减弱，低附加值的产业以不能适应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向规模报酬递增、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链迈进。面对全球制造业的重大调整，我国要积极部署《中国制造2025》战略中的相关项目，稳步推进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实现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推动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构建我国的高地经济，使三者之间相互协同发展。对生产方式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离不开创新的推动作用，而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还相对薄弱，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尚未完全发挥，为此需要加强对技术前沿领域的攻克，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自主创新的激励政策，加大对科研方面的投入力度，从而改善自主创新的环境，同时需要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由以GDP增长为主向以增加技术进步为主的方式转变。而创新驱动的发展就需要进一步加大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加快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大力培育青年科技人才，重视对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目前，我国在部分行业还存在垄断现象，垄断的存在不仅会限制资源在各部门间的自由流动，而且会产生价格扭曲并导致资源错配，垄断的存在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生产成本，降低了社会生产效率，近期我国配置效率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趋缓也表明资源配置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因此，需要全面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打破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壁垒，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改善企业的投融资环境，从而实现资源在各部门间的优化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