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从中印经济发展差距看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 …

喜马拉雅山作为地球上最高也是最庞大的山脉，阻止了青藏高原和北亚中亚地区的寒冷的大风的涌入，使得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保持温暖，即使在冬天也只有温和寒冷，印度平均降雨量丰富，特别适合农业和人类活动，因此印度的文化底蕴深厚，其灿烂文明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印度在西方留学的精英人士比中国人成功，在美国和英国有比华人多得多的医生和律师。以经济学科为例：印度海外经济学家远比华人海外经济学家更为出名，而且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没有。在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和贸易理论方面，在美国出名的印度经济学家不可计数，他们中间的出色人物没有任何一个在改革开放后出国的华人经济学家能够相比。因此，按照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印度几乎在一切方面（包括制度、资源、后发优势和国际外交空间）具有比中国更好的发展经济的必要充分条件。西方人尤其认为印度的民主、法制、私有产权保护所带来的绝对制度优势，是中国望尘莫及的。在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这个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前提、保障甚至充分必要条件。因此难怪所有西方经济学家和西方政客都从来看好印度的经济发展，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多中国学者也是这样看的。有观点认为，中国因为没有被殖民，因此制度和文化都极其落后，所以造成经济和科技落后，从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依靠西方对中国殖民至少300年以上才能够成功。然而中国在独立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没有被西方殖民统治的情况下，迅速从一个人均收入只有沙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三分之一的农业国，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头号制造业大国。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之所以发展很快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前十分贫穷，劳动力十分廉价，而西方十分富裕，劳动力十分昂贵；这样形成的两大板块互补，具有强大的势能和落差。因此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打开国门与西方接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和劳动分工，使得中国的“后发优势”立刻爆发出来，产生了中国经济奇迹。所以中国奇迹没有秘密可言，不过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结果，因此今后的发展前景依赖于继续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可惜这个理论很不完善。毫无疑问，中国1978年以后的巨大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成功来源于引进市场机制。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因素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一点也不充分。比如中国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进出口贸易突飞猛进，而印度却在1995年初（比中国早将近7年）就加入WTO，并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这是为什么那么多采纳“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东南亚国家、东欧国家、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的经济萎靡不振，看不见中国这样的巨大经济活力。按照周其仁教授这个“落差”理论，印度也很贫穷，年轻劳动力比中国还多，而且比中国劳动力还要廉价，私有化比中国彻底，民主自由化比中国高，法律制度比中国还要健全，而且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具有比中国还要好的外交、文化和政治关系，因此印度这个巨大板块与西方这个发达板块接轨以后应该产生比中国奇迹还要伟大的奇迹，比中国还要发展得更好、增长得更快，科技创新能力更加强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可见周其仁教授的理论很不全面，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外的东西。应该知道，全世界那么多落后国家都一直企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来发展经济，而且搞“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时间比中国还要漫长和彻底，但是很少成功。为什么？周其仁教授的“落差”理论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按照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的观点，中国由于过去2000多年的大统一专制传统，人民没有自由，因而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任何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和技术创新。言下之意，张维迎教授不认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关于中国过去2000多年以来（尤其是唐宋时期）的遥遥领先于世界文明的灿烂科技文明和经济成就的相关研究成果。如果中国2000多年来的大统一专制制度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今天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潜力，而同样人口大国的印度没有这样的限制，也没有科举考试传统，还具有与古希腊媲美的古代数学传统，岂不是印度应该比中国更加发达，科技创新能力更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印度的主要粮食作物（稻米和小麦）产量远低于中国，只有中国的60%。印度的蔬菜和水果产量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轻工业最重要的原材料和农作物之一是棉花，而在棉花生产方面，中国的原棉产量比印度高出40％以上，中国的棉花亩产量是印度的2.5倍左右。中国农业总体上的机械化率2014年是60%。相比之下， 印度农业总体上的机械化率则远低于50%。在2014年，中国三大农作物中，小麦生产已经93.7％机械化，玉米生产已经79.8%机械化，大米生产已经73％机械化。农业机械化的最大难关是栽培；中国农作物栽种的机械化率为49.2%，印度是29%。如何解释中国农业相对于印度更大的成就？按照传统西方思路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们可能会说中国农业的巨大成就的唯一答案就是农村土地改革将土地从计划经济推向了市场化和私有化。但是这个答案不仅不全面，而且具有误导性。与中国相比，印度农业的私有化率却是100%，而中国目前仍然没有将土地私有化，那印度农业为什么没有中国农业表现出色？不是说只有私有制才是最佳的产权制度、才最能刺激生产积极性吗？我们知道农产品中利润率最高的作物是蔬菜和水果，而在这个方面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差距最大。中国的果蔬生产从1980年的6000万吨，飙升到2003年的4.5亿吨；相比之下，印度的果蔬生产在1980年与中国接近，有5500万吨，到2003年只升到1.35亿吨，比中国少了整整3.15亿吨。中国的农作物构成也比印度更加多元化，其中畜牧业和渔业占比在2005年接近45％，而印度不到30％。中国实际上只有10-15%的土地适合农业耕作，而印度却有50%的土地适合农业耕作。但是中国却开发出54.6万平方公里的可灌溉农业土地，灌溉面积达到40%，而印度只达到23%。印度建国初期比中国富裕，但是自从建国以后就被中国一直在拉开距离，目前已经远远被抛在后面。虽然目前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暂时超过中国，那么即使假设从今以后印度GDP的增长率可以长期维持在7.5%，中国为6.3%，那么印度也需要127年以后才能赶上中国。这说明什么？说明“私有化”并不自动意味着“市场化”，说明“私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纵然中国农业的“私有化”程度远远低于印度，但是中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印度，否则不会看到中国如此发达的蔬果贸易和农产品的跨地区分工。事实上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的程度很小，市场很不发达；无论是农产品市场，还是小商品市场，还是重化工业品市场，印度都比不过中国。（1）市场本身是一个公共品，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而中国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远远大于印度，因此印度农业不发达不是因为私有产权不发达，而是缺乏国家能力去创造统一的国内农产品市场。这个市场不是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就能够创造，无论私有产权保护多么完善，民主体制多么西化。市场需要国家力量去创造。中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政府帮助企业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都比印度强大N倍，因此中国的市场规模远远大于印度。讽刺的是，印度的普选民主制度和英国人留下的法律制度丝毫没有能力惩治政府官员和警察系统的腐败，而中国却能够严厉打击腐败。（2）企业的所有制（产权）形式与它的市场竞争力没有关系，关键在于管理和内部激励机制。国企、私企和集体所有制都可以参与市场竞争；如果管理得好，国企和集体所有制可以比私企还有竞争力，生存能力更强，资本积累速度更快，员工福利更好。这就说明了虽然中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竞争力和创造力远远高于印度。（3）在这两点之外还得加上一个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意识到但是却被主流经济学极力否定的一点：产业政策。正确的产业政策就像化学反应的催化剂；在私有制的小农经济自然条件下实现工业化，就像在大自然合成生命，需要上百年甚至上亿年，而且还得依靠殖民掠夺和战争。但是有了正确的产业政策，这个工业化过程可以缩短到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参见作者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中提出的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原理）。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的神话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片面理解和误区。如何将这些实践中的突破上升到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机遇和挑战。也许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预言，21世纪的经济学理论会产生在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国土壤里，而不是美国高校闭门造车的黑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