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2018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奇迹何以发生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古老文明能再度复兴，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绝非单一原因所能解释和涵盖。这既有文明基因性因素，也有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性因素和改革开放时面临的时代因素，更有特定时期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甚至还要如同当年的美国崛起一样，要有一点运气。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中国形成了典型的农业文明。这决定了民众只有一年四季辛勤耕耘才能维持温饱。由于靠天吃饭和自然灾害频繁，也令举国上下养成了节俭和高储蓄的传统。同时由于长期的国家统一过程（春秋战国）和超大规模导致的治理难度，使得实用理性、贤能政治成为中国的传统。这一方面体现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上，另一方面则是形成了高质量、实事求是的官僚体系。事实上，中国的文明基因并不仅限于这几个方面，比如“必须不断改革”的理念早在中国文明之初就已经产生。三千年前，《诗经·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上四个最重要的基因性条件在中国进入工业化时期发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中国有着庞大受过基础教育的勤劳劳动力，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中国工业化提供巨额的资本以及抗击各种危机的能力，而高质量、务实的官僚体系则令中国能够与时俱进迅速适应工业化、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中国独特的政治传统，一是有效化解了民粹和资本对国家的控制与影响，二是可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艰难和必要的改革。这两点，西方至今都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性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再度恢复统一和主权完整，重建政府的有效管理，而且和过去不同的是，这种有效管理直达过去皇权时期鞭长莫及的乡村基层。这应该归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建立了组织性、纪律性严密的列宁主义政党。它对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于成功改变了中国人散漫、分裂的局面，重建了社会的高度组织性，使得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二是国家主导下的全方位建设。工业上，以压制农业为条件的强制性工业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说：到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军事上成为核国家，确保了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农业上，遍布全国的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中国今天95%以上的水坝都是八十年代以前建设的；教育上，通过大规模扫盲，令识字率上升到90%，从而为改革开放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能满足需要的劳动力。除此之外，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化，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顺利推行创造了条件。中国传统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在前三十年却有中央和地方的两次分权。从1957年到1961年，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从40%下降到14%，地方政府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从29%上升到55%。大跃进失败后，又开始收权。文革期间，中央权威受到极大损害，社会失序造成事实上的权力下放。到1974年底，地方已经拥有相当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了各自比较独立的经济管理体系。这些都为改革后的放权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改革开放启动时的时代条件则包括：一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西方开始在全球进行产业和资本的转移。当时西方对新市场的渴望难以言述。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建国后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在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一些州长（不是总理）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放到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简直不可思议。假如今天再有国家要搞改革开放，就难有中国当时的条件。二是冷战仍没有结束，中国和西方成为对抗苏联的盟友，获得了西方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以及外交支持。比如1988年中越在南海发生海战，美国为首的西方保持沉默，反倒是苏联一边倒的谴责。这和今天俄罗斯保持沉默、美国积极谴责形成鲜明对比。从中国历史上看，不乏起义和革命，但改革却极难成功，改革者功成而退的更是几乎没有。然而，邓小平却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第一人：不仅在世时力推改革成功，离世后更打破人亡政息的传统，它开创的事业继续引领中国走向复兴。这和他特殊的时代和经历密不可分。早年留法看世界、长期残酷的革命经验、建国初期的成功与失败、文革前后的起伏。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他兼具两样优势：既是体制内的一分子——了解体制的运作，而且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人脉，又由于文革被打倒而脱离体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这就是常人所讲：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含义。简而言之，邓小平1978年复出后三次挽救了中国。一是把中国从极左的道路和氛围中解脱出来，抓住全球化和西方对外技术转移的历史机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二是1989年果断粉碎了来自右的、试图把中国导向苏联和东欧垮台的模式上的尝试。三是1992年面对左派重新崛起试图把中国带回老路的严峻形势下，通过南巡，彻底击溃了左派的回潮，重启改革。至此，中国彻底摆脱保守左派和激进右派对改革开放的阻挠和干扰，改革开放也由此进入坦途，二十余年来再无此前左右对峙时的曲折和波动。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能够打破人亡政息的最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是他政策的成功，而是他把所有正确的改革举措都制度化。比如政治上从一人决策、终身制转向集体领导、任期制。特别是任期制，在中国五千年政治史上都没有，邓小平却做到了。最后一个因素则是中国的运气。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一是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不仅大幅提升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和地位，更对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中国及时提了醒。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所总结的：“这次的东南亚危机，相当于我们的一次‘免费授课’——我们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却受到了几乎与我们自己遭遇金融危机一样的深刻教训。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没有这次的东南亚危机，我们没有对我们所存在的诸如国有企业、银行体系、资本市场等问题的危害性及其严重后果的较深刻的认识，不存在现在开始有的那种‘危机意识’，而是相反，沿着过去的路子走下去，甚至进一步将日本、韩国的一些有问题的做法当作经验来学习，到头来我们的问题可能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发生的危机可能更加惨重，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一方面由于冷战结束，中国和西方结盟的历史条件不复存在，中国反成为遏制对象。另一方面中国又是包括前苏东集团在内的转型国家表现最为成功的，其发展势头引发了西方的高度担忧。这就是为什么小布什政府一建立，就把主要力量放到遏制中国身上。恰在此时9·11恐怖袭击发生，美国再度和中国结盟共同反恐。阿拉伯之春迅速演变成残酷、混乱的阿拉伯之冬，震惊了世界，也震醒了世界。它以军事政变、内战、无政府状态、伊斯兰国崛起和难民惨剧的活生生现实否定了西方民主的普世性，更印证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合法性。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迅速缩小，倾向西方的群体日益边缘化，其挑战国家发展道路的能力几乎完全丧失。其实这个效应在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也令2008年年底他们发起的最大规模向西方政治学习的举动成为历史闹剧。综上观之，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前无古人的成就和奇迹，固有偶然因素，但根本的还是自身雄厚积淀的文明与时代激发的结果。在竞争如此激烈、时机瞬息万变的苛刻历史条件下，中国这个古老文明仍然绽放出其强大、潜能难测的生命力。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前行。虽然“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行百里路半九十，曾经的参照都成为历史，中国即将进入无人区。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中国的信心和前行的步伐。作为挑战的回应，中国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曾有法国朋友请教，希望我能通俗易懂的一句话向他解释这是什么思想？为什么伟大？我微微笑道：“中国是伟大国家，民族复兴是伟大事业，能让伟大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思想就是伟大思想”。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