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至今，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你都出国了还这么爱国”、“你这么反感西方制度为什么不回国”。他们认为“出国的人应仇恨祖国才正常”。其实到国外后，便会发现外国没想象中的好，还有种族隔阂。在反华势力的“教育”及中国经济影响下，想不爱国都难。[全文]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2000年的4.24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由7.64%提高至17.19%。在2000~2015年期间，中国九大类战略性资源中八大类战略性资源占世界比重呈持续上升趋势，美国和中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从2000年的2.27倍缩小到2015年的0.72倍，根据计算，到2020年，中国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1.75倍。[全文]中国既没有条件像美国一样成为金融帝国来转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也不能重蹈日本等国因产业空心化而进入高收入陷阱。唯有利用其社会主义固有优势，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升级到2.0版本，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推动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和健康。[全文]中央的产业升级计划，如《中国制造2025》，是否会改变中央—地方的分工关系，产业政策模式是否会从多层级模式转型到两层级？中央试图直接掌控产业政策，然而中国庞大的规模必然带来的协调与监督的问题，向来不易解决，此次也未必能有所不同。[全文]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主观目的是打击中国，但在客观上却可能给中国一个推力。借助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契机，中国可能摆脱对美依赖，推动国家更加深刻的变革，在产业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国家信用体系建设及文明发展等深层次领域实现全面超越。[全文]简单收集一些国外的税负数据，然后进行比较，得出中国比外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或者差不多的结论，并据此判断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应该是多少。上述方法作为一个学术比较研究是可以的，但在国家制定大政方针的时候，将此当作决策的依据是不成立的。[全文]中央很清楚，仅靠财政一只手无法充分控制地方政府的财力，因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金融体系获取资金，但背后透支的却是中央的信用，不可任其发展。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国地税机构合并，是继“营改增”在税种上中央上收财权之后，在征管体制上进一步上收财权。[全文]西方人经常问我，“中国善于模仿，但是有创新能力吗？”数年前我对这个问题没什么把握，但我现在有信心说中国有这个能力。大家都承认经济转型非常困难，但在极短时间内，中国的创新经济已有了巨大发展。[全文]目前几个主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都在可控范围内，包括就业、赤字、物价等，没有大的起伏，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拔高目标的实际价值就不大了，也即，加快增长已经不是最优先的发展目标了。[全文]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这包括防止坏人做坏事、退休机制、包括集体领导制度等，但它也要有“上上策”，即能让好人做好事、做大事。两者的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制度，中国政治制度这方面的探索和安排是比较成功的。[全文]落后成了一种原罪，长期以来中国人都背负着这一原罪。西方人不断强化这一点，因为这是其全球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但有些中国人比西方人还要执着和卖力。对他们来说，中国必须是落后的，必须追随西方，如果不这样，他们就没有价值了，因为引导本国接受西方的救赎一直是他们的专属职业。[全文]我1987年回到国内工作，1988年出现第一次高通货膨胀。当时中国推行的不是提高名义利率，而是通过治理整顿的方式，砍投资、砍项目，以压低总需求。从主流理论来看，这是绝对错误的，说明政府不理性。既然如此，从1979年到1988年中国如何实现每年10%的增长呢？[全文]到2025年，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经济总量按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中国将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个，由低收入转型成为高收入的经济体，并将以其经验，贡献发展的思路，助力其它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全文]如果说2017年银行业的主旋律是“监管”和“瘦身”的话，那么站在2018年年初，银行业已经有了一丝“再起航”的意味，只不过此时的银行，已经摆脱了过去的同业嵌套模式和资金内部循环，更加注重支持实体。[全文]近年来，中国人开始看透GDP的陷阱。环境的恶化、社会的失衡、矛盾的突发，越来越促使人们从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层次原因去反思GDP原理，即GDP增长之外，必须要考虑增长的效益，必须在速度、结构、效益三方面进行动态协调。[全文]